我清晰地记得二十年前的那个晚上。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正要睡觉，却被客厅电视突然调高的音量吸引了去。几秒钟前，凤凰卫视突然插播一条突发新闻——一架民航客机撞向了美国世贸中心。睡意全无，我和爸爸一起看了好久的现场直播。

二十年过去了，当时新闻里说了什么，我早已没了印象，但冒着黑色浓烟的双子塔，被镜头捕捉到的“坠落黑点”，依然历历在目。

次日，小学生们都知道的国际大事又多了一件。那些年发生了很多事，比如1999年5月8日，至少3枚来自北约的导弹从不同方位直接命中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致多人死亡，使馆变为废墟；比如在无数轮艰苦谈判后，1999年11月15日，中国最终和美国签订了双边市场准入协议，直到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见微知著。那是二十年前中国身处的国际环境。

2021年8月初，听闻杂志要做“9·11二十周年”的封面专题，我挺兴奋的。毕竟这样的历史事件，这样的回顾和反思，在当下的环境里，机会并不太多。虽然我分到的是经济角度，但通过和采访对象的交流，我有机会更近、更仔细地去触摸一些历史的肌理。

最初，联系采访对象很不顺利，很多约访邮件都是有去无回。这也是一同参与这次封面专题的其他同事普遍遇到的难题。处于历史变化时期，一方面是话题的富矿，一方面也难免会有此类的遗憾和无奈。

不过，最终我和实习生还是设法找到了几位采访对象。虽然远不够充裕，但我依然很感恩。这几个月来，我连续做了很多国际选题，每每有外国采访对象同意接受采访，我都很感恩。除了收获了故事的满足，在疫情之后，这种重新获得连接和开放善意的交流机会，都令人备受鼓舞。

二十年后，要不要再次让人们回忆那些曾经如噩梦般的时刻？我坚持了适度原则。我尝试将自己代入到对方的角色，还是觉得有些残忍。但从报道的角度，适度还是需要的，人们需要了解当时第一视角的场景，以及这些如何影响到他们未来的生活。后来我在写稿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细节的追问。有时候提问完，我也会反思，这会不会让他们好不容易放下的东西又重新回来，至少会带来一些短期的扰动。我只能尽量在两点之间找平衡。

在采访结束后，有一天，受访者陈思进告诉我，他最近整理了部分从纽约带来的老物件。搬到多伦多十年了，有些打包的箱子他还是第一次打开。他向我展示了一件微微泛黄的文化衫，来自thebeast.com，就是那家袭击时位于世贸中心北塔80层的公司，那个他死里逃生的地方。他还展示了当时的公司名片和一些旧照片。

后来，陈思进看到我们杂志封面的那张图——笼罩在阴郁尘埃中的双子塔废墟——依然觉得震撼。20年了，“9·11”对他而言已经成为历史，可以“closure”了。接受我们采访大概率是最后一次公开讲述此事，被他视为很好的仪式感。他说，会把杂志和他之前关于“9·11”的物件统统放在一个箱子里，收藏起来。很荣幸我们的封面专题能成为他“9·11微型博物馆”小小的一部分，为个人史留下一个小小的标注。

之前曾听同事邓郁老师感慨，访谈需及时。她是想说很多珍贵的采访对象年事已高，如果不尽快去记录，很多故事将随之而去。关于这一点，在阅读陈徒手老师的《人有病 天知否》一书时，我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其实“9·11”又何尝不是呢？一代代人在新的叙事逻辑中重新审视着历史。虽然我们的报道或许有遗憾，但在当下努力记录总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