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平与张辉出狱了，这是他们的幸与不幸。他们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十年，当时定罪仅凭被告人供述和狱友袁连芳指证，而张辉的认罪书，还是在袁威逼下写的。如若不是发现袁连芳竟成了另一案的证人，也许冤屈还将继续统治他们的命运。

监狱作为一个改造教育犯人的场所，为何诞生了袁这样的人物？我的报道对象齐红（见本刊报道《齐红为朋友拆窃听器》），曾有过15年牢狱经历，他后来升为所在监区犯人自治的管理层。下面是他的自述，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监狱文化的某个侧面。

1991年，在看守所呆了两年后，我开始监狱生涯。那里所有人争夺的只有一项利益，那就是千方百计多挣分。分决定了减刑，决定着你能不能早点回家。分靠什么得来的呢？除了无止境的劳动，你必须检举别人、互相监督、表现自己，必须对法院所有的判定无条件服从。

在监狱，每个人都有一个联号。24小时生活、生产的任何时间内，两个人必须在一起，包括上厕所，睡觉。互为对方的影子。当他们关系变好，两人就会受到挑拨。

有时，我们会被告知，联号揭发了自己的情况，或者联号当中的某一个会得到惩罚，之后你会得到暗示，联号举报了你。这样你和影子之间总是紧张的，互相仇视的、互相监督的。

而要检举一个人是很容易的。因为一个人对监狱制定的规章制度能够不违反，这个人就是行尸走肉、就是一部机器。

我由于不认罪，于是被揭发被批斗。有时还对骂对打，这免不了一顿电棍伺候。伴随着反抗经验的丰富，周围的影子也升级为眼线、密探，都是登记在案的。为了保持相互揭发风气，监狱还成立了六人联保小组——六人互相监督，睡觉时都排着睡，干什么都在一起。

我在监狱呆到第七八个年头的时候，他们看到打压无效反而帮我树立起威信，于是改变策略，让我担任学习管理员。我写各种文章发表在报纸上，竟也开始挣分减刑了。后来，监狱管理人员叫我帮忙写文件，慢慢地，大家都来叫我帮忙，从入党申请书到述职报告到年终总结到监狱长的论文，都是我一手包办。

后来，我又升为监区犯人自治第一把手。多年以来，我积攒了不可挑战的威望。我对狱警也有利用价值，他们需要我，又痛恨我。经常把我打了一顿之后又开始让我写论文。也有人想把我拖入泥潭，把那些检举别人的事赖在我头上，想让别人误解，从而形成联盟来对付我。他们可以为了把管理者拿下筹划半年的时间——找哪个队长告，哪个队长的特点是什么，都暗中分析，一般来说最终这个人都会被撤掉。

当时我把整我的人抓起来一顿打，因此我挨了电棍处理。不过我很清楚，要当机立断不要怕受处罚。怕受一次处罚，就意味着你一段时间都处于危险中。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犯人知道整我是没用的，也要让队长们知道我不怕处罚。久而久之就没人敢整你。

我被逮捕的时候30岁，当时我单纯，书生意气，15年牢狱让我看到太多的罪恶和黑暗。它不是改造人的地方，而是培养犯罪的学校。2004年，一同从监狱出来的人跟着我，高呼要成立黑社会，我让他们回家?？吹浇稚闲腥死淠槟镜谋砬?，我忍不住想，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奋斗的结局么？（林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