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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间，这里有一个传说。

在尖沙咀工作的人告诉他的朋友，朋友再告诉朋友的朋友：美国人——如果美国还承认他的话——斯诺登出现在重庆大厦，买了一张电话卡。

他们关注他，因为他手握世上最强国家的机密，更因为他们与他分享着相同的身份——避难者。

没人能百分百肯定，那个神秘人确实出现在重庆大厦，但有关斯诺登的传说还是从这个极度底层又极度国际化的建筑物里，传到土瓜湾，传到深水埗，传到元朗，传到新界，传到避难者不足10平米的铁皮屋。

在传说里，他们与斯诺登还分享着抵达这方的理由。他们来到机场，看到最快能离开自己母地的航班，是飞往中国的香港?；蛘撸翘嫡饫镒杂?、宽容、国际化，来到这里或许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随机，闪念，或者是未经证实的盲听盲信，人生的偶然决定了他们这趟旅行的目的地。当然，他们在故土遭遇的不幸，使他们的逃亡是个必然。比如身为穆斯林，却爱上基督徒；比如一个有性别的人，做了手术，变得没有性别；比如躲债；比如战乱。他们遭家人追杀，被宗教宣判，为政府所不容，枪炮在他们身后隆隆作响。2013年，香港《东方日报》报道，约有四千名政治难民在等待申请留港的裁决。同年，香港自由党向传媒提供的消息称，香港约有五千多名南亚和非洲裔申请了酷刑声请的政治难民。长期关注避难者题材的香港摄影师郭浩忠认为，避难者的数字，大概在六千上下。

这是一个未经预谋的目的地。他们对这里一无所知，不会讲粤语或者英文，能讲英文的则带着浓重的口音，港人听不懂。他们之中，有的得到了难民身份的确认，一小部分人在律师的帮助下，寻到临时的工作。大多数人没有难民身份，即使有也无法谋生糊口。

但是，香港没有加入联合国1951年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及在1967年修订的关于难民身份的《难民议定书》，无法从法律上接收他们。他们每个月领取不足以独立支付房租的住房津贴，日子只能搭伙过。他们每周在固定时间去固定地点领取港府派发的食物——以南亚食物为主，有鸡蛋、牛奶、面条、苹果等。有人会将这些食物分作7份，按日取食，吃着吃着，食物开始变质，他们还是会吃下去，直至吃完。周周循环往复。有人吃不惯派发的食物，宁愿花五块十块去买一盆洗衣粉状的粉末，煮出家乡“年糕”的味道。

一些避难者形容香港是一座“开放的监狱”。重庆大厦是他们白天社交闲逛的场所，入夜再回到最廉价的居住地。因为旅行者的增多，位处黄金地段的重庆大厦，再不是他们所能承受的价格。受教育程度稍好的人做些最简单的倒买倒卖，差一些的就只能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咸淡不计地说上几句话，度过一天。他们独自来到这里，多数只与自己的同胞交往。有的在天涯沦落人中找到另一半，结婚（婚约多是口头的，没有法律手续），生子。人丁兴旺一些，领取的津贴也会多出几份子。有人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还没有找到自己与这座城市之间的联系。

郭浩忠曾应邀与住在石岗菜园村的穆斯林们共进晚餐。这些外来者眼见耳闻着附近热闹的高铁工程，却不会去谈论。

“因为香港怎么说都不是他们的地方，他们的想法是来香港住一段很短的时间就离开，所以对他们来说，香港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他们去关注的，包括在他们家附近的工程?！惫怠?/p>

如果硬要说他们跟本地的互动，踢球、种田、看报纸、去教会，大概是勉强可以数出的社会活动。他们知道什么展览将要莅临本港，“但他们会去看吗？应该不会的?！隙ú换嵯?，他们会看报纸。”郭浩忠说。

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他们只是偶尔向政府抗议：住房福利太薄，食物太不相应。他们知道香港人与大陆人有矛盾，对陆客也有几分分辨的本领。他们会跟郭浩忠讨论：大陆人来香港自由行，究竟好不好？

香港是他们人生旅途中偶然又必然的一站。郭浩忠能感到避难者们对香港的情感悖论：“有时候很亲，有时候关系就很远。我说很亲，是因为他们在香港生活嘛，他们离不开这个地方。但是他们心里面也是会有距离的，包括（对）香港的环境和香港的人，他们心里还是有距离的?！?/p>

因为拍摄的缘故，郭浩忠结识了很多“朋友”。但即便是算得上有往来的朋友，也可能突然一天就不见了。是为过客，虚无缥缈，稍停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