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教授是当今最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经济学家。前几年曾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资深副行长，成为首位在国际金融组织获得如此高职位的中国人。他也是在国外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最多的中国经济学家。

第一次和老林见面是在1993年前后。他到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经济系来做短期访问。我在周其仁那里遇到他，他们是老同事。林毅夫身材高大健壮，笑容可掬，操一口有浓重台湾口音的普通话。那次见面印象不深，事后才听说他的传奇经历。林毅夫是台湾宜兰人，幼时家境贫苦，但他聪颖勤奋，读书成绩一直很好，1971年考入台大。不久主动要求投笔从戎，入陆军军官学校。1975年又以军职身份进入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就读。1978年毕业后返回军中，次年2月被派往金门担任只有最优秀的基层军官才能出任马山连连长。1979年5月16日夜，林毅夫从金门泅海到厦门。熟识之后，我曾问过老林为什么会萌发投奔大陆的念头。他说，在宜兰上学时深受一位北大毕业的历史老师的影响，树立起大中国情怀，立志做一份事业为十亿人谋福祉。但两岸分离的现实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这种无奈逐渐转化为决心，最后毅然泅过台湾海峡。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西奥多·舒尔茨到访北大并演讲，林毅夫给他做翻译。舒尔茨对他非常赞赏，回美国后不久，正式推荐他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1982年，林毅夫到芝加哥大学师从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次年，他的妻子陈云英带着6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从台湾辗转到达美国和老林团聚。1986年，林毅夫取得了经济系博士学位，次年携妻儿回国，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副所长。他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海归”经济学博士，并带回了整整30箱西方经济学术资料。1993年，林毅夫升任北京大学教授。

再次和林毅夫相遇是刚到香港不久。有一次，其仁来香港，和在港的九号院老同事聚会，邀我一起去参加，老林也在座。这才知道他每年一半时间在北大，一半时间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书。此时，林毅夫已经凭借《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和《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两篇论文，奠定了在国际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地位，成为少数能在国际顶级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华人学者。我当时在《亚洲周刊》工作，就约他做一次访谈。那次在老林的港科大办公室里谈得很愉快，他为人谦和诚恳，没有一点名人架子，说完自己的观点，总会停下来问我对此有什么看法。采访变成了朋友之间的对话。

此后，我们的来往就十分频繁。每次从北京到香港来授课，他都会约我见面聊天，一边喝咖啡，一边交换对各种问题的看法。那时，他和多位海外留学归来的经济学人创建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有一次，他来找我说，加入中心的海外学人越来越多，学校答应把朗润园内一处叫“致福轩”的院落拨给他们使用。但那是一排坍塌的古屋，修复需要巨资，他要负责筹款。知道我交游广阔，想让我帮忙募款。我说，弄点小钱也许还有办法，但那么大笔的钱得另谋良策。我给他出主意说，我可以动用香港传媒界的人脉先帮你们在报刊上造舆论，然后你去找香港北大同学会，他们会比较热心帮你们找到捐款人。老林听了很高兴，我也尽力联络了《明报》、《信报》、《经济日报》和《文汇报》等几家报纸的朋友，但不知道这有没有帮上老林。

后来，北大中国经济中心的工作越来越忙，林毅夫辞去了港科大的教职，我们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1999年的某个周末，他在香港打电话约我见面。我问他晚上想不想跟我一起去见南怀瑾先生，他愉快地答应了。在怀师那里，他遇见了当年的老师、台湾政大企管所所长陈定国博士。分别二十多年，恍如隔世，两人重逢不胜唏嘘。

2002年5月，我在香港铜锣湾街上偶遇林毅夫。他说，父亲刚去世，台湾当局已经同意他回去奔丧，准备采买一些赠送亲友的礼品。老林回乡心切，没有多话，寒暄几句后，我们就告别了。后来才知道，由于军方阻拦，林毅夫仍然未能顺利返台，只能由妻子赴台代其追悼，他则在朗润园设灵堂遥祭先父。林毅夫离开台湾已有35年了，再也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我这个海外游子能理解他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