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广西战场上的护士兵林晓兰（左）与战友

这世界上再没有比打仗更惨烈的事情了。

抵达广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我26岁，是湖南衡阳某后方基地医院的一名护士。

仗是1979年初正式开始打的，但我们这队医护人员在1978年10月就已经到达广西靖西县。虽说集结号角尚未正式吹响，但其实那几年的气氛一直不怎么轻松。广西边境线既长又曲，半人多高的荒草更是肆无忌惮地到处疯长，越南人想要设置地雷，根本连埋都不用埋，只需沿着着界，随手将拳头大小的地雷像春天播种似的一洒，让人根本发现不了。所以驻边的战士们还未曾正式上场，每天就已经有不少被炸死炸伤的情况发生，如此我们医护兵就派上用场了。

开战后我被分到创伤外科，其中从伤亡情况说来，脑外伤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人的颅骨特别薄，敲对地方的话，战场上只要很远地方的一个炮弹炸开，小块弹片飞过来，马上就能够进到脑组织里头去。脑组织又是一个像豆腐脑般非常软、格外精密、容不得半点差错的器官，弹片一进去就会四处游动。所以战士只要被弹片打进脑子，他往地上一倒，那么这个弹片就又不知道流到何处。

诸如此类的脑外伤首先要取出弹片，所以必须要有X光机才能进行。X光机像面包车一样大，根本开不到前线。而我们在把伤员运下来的这个过程中，难免有颠簸或突发事件，这会导致弹片再度移位，脑组织立刻就会损伤，脑充血，脑压再随之升高，人一昏迷，弄不好就容易死亡；有时候脑神经被充血部分长时间压迫，坏死了，那么即便这个人救得活，也已经是傻子或半身不遂了。

但针对此难关，其实也并非没有攻克的办法，只需要给上场的战士每人发顶钢盔，那么问题就彻底迎刃而解了！可无奈恰恰在于，拿不出钢盔。国家所有的钢盔，都在前些年被捐助给当时正和美国打得不可开交的越南了。后来当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便鼓励战士们随时随地看见钢盔就捡起来自己戴上，结果上面无一不是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越南从老到小，无人没有。我们的战士每天因脑外伤死伤无数，正是因为少了这么一个小玩意儿。

由于人手不够，伤员又实在爆棚，所以我们护士基本个个都必须具备做简单手术的能力，像伤口缝合、弹片取出、急救等等。

伤员多到怎样的地步呢？一场战役下来，我们医护人员通常都是72小时没办法合眼，连轴转着清理伤口和手术，忙里忙外连赶苍蝇的工夫都腾不出来。但说也奇怪，在那种极度疲劳却又高度精神集中的情况下，我竟每天都亢奋得像打了鸡血，只是偶尔趴在病床边睡个十几分钟，一有情况便又精神抖擞了。

当时并没有几张床，通常几十个担架被刷刷刷从场上抬下来了，我们得大体检查一下病号的伤势，假如有些人暂时没有生命危险的话，就搁在旁边先去治疗那些重伤员。很多重伤员刚下来已经呼吸极其困难，需要插管，就是气管切开，插进去一根管以辅助呼吸，那时间便更为紧迫。往往一抬下来就是大批，我们医护人员都是拿把手术刀，逐个顺着过去，看到快不行的就先给脖子上气管的位子飞快划上一刀。由于割的是气管，所以不会流多少血，只稍稍有些血丝，听见他“咕”一口气能呼出来了便先把他放着，整排都划完了之后，再回来从重到轻地给他们挨个治疗。流水作业似的，因为数量实在太庞大，唯有这称不上办法的办法了。

除了内部条件跟不上，外部环境的严苛和残酷同样是致人于死的关键因素。

越南先是抗日抗法再到抗美，几十年未曾停止过打仗，完全可以说是全民皆兵，上到六七十岁老头老太婆，下到六七岁小毛孩子，都是出乎意料的剽悍顽强。我们时常是到了一个村子，放眼望去不见任何壮劳力，通通皆为老弱病残，可就是能打得我们目瞪口呆屁滚尿流。

有一次我军攻打某座山，上去了两个排，整整用了12个小时、牺牲好几十人才艰难地将其打下来。原以为上面驻扎了多么强的兵力，结果上去一看，竟然只有一个老掉牙的、骨瘦如柴的越南老妪和一挺同样上年纪的机关枪。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格外狡猾。同样是边民，广西人不会越南话，越南人却能把广西话说得以假乱真，加上同样矮瘦、黑黄、颧骨高的外貌特征，让人几乎无法将越南人从广西人中区别出来。

我们医疗队会给每个连配100个当地招来的担架员，当时如果一个连牺牲了30或50个战士，上面便立刻再拨给你这么个数量的新人，所以连长他每天光要记新兵已经极不容易，根本没有心思再去记那些相貌大同小异的担架员长成什么样子。结果当这些担架员跟着上前线去抬伤员的时候，早设埋伏的越南人就会悄悄出来把他们打死，随即拾起担架在冒充担架员将战士往回抬的路上，随手啪啪给两枪。如此一趟趟下来，毫不费劲就干掉一大批……在战场那样混乱的地方，根本无从分辨，等我们发现，早已不晓得又失去了多少战友。

但即使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没打仗、武器设备硬件软件都不行，战士却实在都是好样的，我真没听说过哪个连有一个逃兵。人的这种民族心太强大了，刚开始上战场谁听见枪炮声都会吓得发抖，可是当第一次那么眼巴巴目睹了身边某个亲近的生命逝去，先前那种“恐惧”，就会不翼而飞，仿佛脊椎瞬时间变成了钢铁做的，什么也不害怕了。

举个例子吧。赵建山是隔壁连的战士，在上场前一天，他们二三十个人在忙着挖什么，折腾到大半夜。我过去一看，是个特大的坑，便问他挖来做啥。他说，挖来准备埋我们自己啊。他那个表情在朦朦的月光中特别复杂，就是眼睛很湿很亮，嘴角稍微带点笑，眉头间的纹路却又深得很。我眼泪一下子就掉出来了。

这些记忆和酸楚却依旧像是暗夜潜入的盗贼，让人猝不及防。

战事结束之后，我们医护人员又多呆了大半年，在当地救治那些逐渐交换回来的俘虏和处理一些战争留下的后遗症。这时所看到的，才最为让人不忍。

不到二十岁的战士郭明在战争中牺牲，他老家在重庆某座深山里，通讯不好所以老父亲隔了一个多月才来领抚恤金，是我接待的。郭明是他家的独子，父亲来时老泪纵横，脸上刀刻般的皱纹结成了一团。

那时候一个战士死了赔500元，老人是地道的农民，特别老实，虽然并没有丝毫埋怨，但我送他去招待所的时候，他哭着跟我说:“其实现在农村也改革开放了，我家里养猪，我养一年从山里运到城里卖掉，是500块钱一头，不过就一年嘛。但是这个儿子，我养了18年，也是500块钱……”然后我就问他，不是有规定说独子不用当兵？他说：“哎呀那时候孩子非常想，我们也觉得和平年代了嘛，谁晓得真的会仗？真的需要上战场呢？……”

当时他那个话说得非常淳朴，但是你听了就觉得心里难受得不行。

还有很多虽捡回条命、却也彻底失去了自理能力的俘虏。他们终生承受伤病的折磨，又因为是俘虏的关系而无法评残、没有保障，更无从谈什么应得的、为战争可谓贡献了毕生的荣誉。

江苏无锡的孙强被子弹从背后射穿，在肚皮爆开，肠子什么的全部掉出来，我们给他塞回去，紧急处理一下便将他送回湖南。后来虽然救活了，可是伤到脊椎以致终身残疾，还时不时肠痉挛要送去抢救。

还有四川的王春喜，居然被地雷炸掉睾丸。他终身不育，自然也就一辈子没有讨到媳妇……

其中很多人不止一次告诉我，在被敌军抓时假如自己有多一发子弹、多一颗手榴弹，他们都不会选择苟且存活。

短短3个月，不晓得给多少人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魔障。但作为其中的幸运儿，矫情说来我是极感恩的，无论是经历后来的“百万大裁军”还是其他低谷，我都会觉得和这场战争相比，真的不值一提。用力地好好活着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赵建山、郭明、孙强、王春喜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