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宗教是生生不息的家族血脉。”对于这句话，我曾心生麻木，直到过去的3天里，在父亲的威逼之下，我回了趟老家，跟着从美国赶回来的亲戚一道（他们是来重修家族史的，抢在那些还有记忆的老人完全消逝前），心中的冰川才开始一点点地解冻。

我很难想象王家是如何一路颠沛流离、顽强存活至今的。它最早可以追溯的源头是在南京城内的三江桥，明万历年间，迁至了四川内江县。清初，一个叫王可贵的人随吴山桂部由川入黔在乌江阵亡，可王家的种子至此并没泯灭，他的弟弟几经周转，定居在了贵州金沙的甘溪河畔，至今三百多年，已过去了十五代人。

王家最后一个按族谱取名的是我爷爷，如果按“可国雄玉文，登洪大周荣，奇正世德昌”排行，我应该是“正”字辈，而不是“大”，一位接受我们访谈的、耳聋的老者跟我说，“这乱了辈分”。

车、齐、朱、王是解放前金沙沙土区最有代表性的四家大地主，车家着重军界发展，齐家靠酿酒榨油发家，朱家是耕读为本的小农经济家庭，而王家讲究道德文章，注重人才培养。

历史证明，车、齐两家政治色彩浓厚，一经历政权更迭便夭折了；朱家耕读为本，眼界狭小、无所作为，而惟一一无是处是书生的王家延续了下来。

太爷爷王廷桢有生之年曾为当地做过两件事情。

一是1922年，沙土区发生严重匪患，土匪数目一度达到千人之多，他们抢劫街民，将茶马古道上盐商的盐巴一抢而空，区政府兵力微弱，虽竭力抵御，终寡不敌众，为保全实力，只得退守甘溪河一处营盘。营盘在高约150米的峭壁之上，人们根据地势在悬崖半腰开凿了一个岩腔，用巨石砌成居室，严密牢固地做了卡子门三道，作危急时的避难之所，如今依然矗立在那里，竟没被当作采石矿破坏掉。

营盘被困三天三夜，时任区长的太爷爷写下血书，将两床棉被捆住送信人，放在箩筐中，用长绳半夜从后山吊下悬崖，派他到贵阳求其二弟向当局请兵救援。二弟动用自己在军界的关系，调遣了两营“滇军”前来剿匪，在正规军的猛烈攻击下，土匪死伤惨重，从此销声匿迹。

匪患铲除不久，在当地新学潮的影响下，由太爷爷等乡绅主持，因陋就简，借庙宇为校舍，办起了第一所私立惠普小学。1945年春，太爷爷又号召群众集资修建新校舍，由于集资款尚不到预算完工数的三分之一，太爷爷将多年特制自用的青砖六万四千五百块、青瓦七万二千匹全部捐给学校。而后还是缺乏工匠开支，太爷爷将自己挣钱购买的山地约五亩，出卖后获款三十余万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0万元），请了木匠、砖工等继续施工。

我的爷爷受家风影响，当了一辈子中学校长，“文革”期间被当成县城里的知识分子反动代表上了万人批斗大会，因不堪羞辱，几欲轻生。

站在甘溪河二世祖的坟前，野草庞杂，他跟我隔着300年的时空，旁边立着的是刻有王家渊源的碑文。由于是周末，不远处惠普小学的篮球场上空荡荡的。驱车两小时，我们来到黔西一中，那里有一栋以我爷爷名字命名的图书馆，而再坐一小时飞机，到了成都的牧马山下，那里还有一座川西风格的书院，由父亲建立，用以教育培训。转念一想，他们都得是多喜欢“教化”人啊。

自小如无根之浮萍辗转居住过数个国家和城市，父辈一遍遍不厌其烦讲述的老掉牙故事早已在心中生起老茧，随着他唠叨的语调变得愈发急促，这些陌生的场景突然有了新的意义，而那些远去的江流也被赋予了生命，在我的体内流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