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卖新闻中国局负责人加藤隆则先生最近每年都要在住所外面搞两次“烧烤会”，曰“春季烧烤会”或“秋季烧烤会”。这是他交流和答谢中国朋友的方式。受邀的朋友，大抵是很普通的中国人、媒体同行，也有他的日本朋友出席?！吧湛净帷毙问郊虻?，交流随便，几丝青烟之下，各种食物滋滋作响，然后，大家喝着酒，聊着天。

今年的春季烧烤延迟到5月16号。已是初夏时节，加藤告诉朋友说，来吧，有重要消息。到了一看，这一次更热闹一些，来了更多朋友，赞助酒水的，唱歌助兴的，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也来了。但欢乐的气氛下，隐含着一个伤感的消息：加藤先生要辞职回国了，不干新闻了，这是他作为读卖新闻中国局长办的最后一次烧烤会。

加藤先生在中国很有朋友缘。他被称为日本媒体里的“中国通”。

他1986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当年来中国留学，上北京语言学院（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年后回国?；毓蠼毡径谅粜挛派?，工作7年，做“社会新闻”（跟中国的社会新闻不太一样，例如包括监督公务员的报道）。2005年，派驻中国，第一站是上海，2009年到北京工作，2011年成为读卖新闻中国总局负责人。到辞职前夕，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共计10周年。

加藤先生跟中国人说话，眼睛眯成一条缝，用中国农民式的和善质朴的笑意望着你。他喜欢中国人的朴素形象，甚至模仿北方农民的打扮。最后一次烧烤会这天，他穿着一件对襟布扣褂子，这服装是他定制的，他很喜欢，肩头还搭一条白色的毛巾。这就成了电影里的北方农民的样子，特别让人想起当年新闻纪录片里的陈永贵。在日本朋友眼里，则是寿司师傅的形象。总之，各方面看起来，都土到了家。

作为一个“中国通”，他最先“通”的，是中国老百姓的生活。80年代，他作为一个穷学生，利用了任何可能的时间混迹于中国百姓中间。在慢吞吞的绿皮火车里闷很长时间，和中国人聊天，分享食物，学会了“烟酒不分家”等跟普通人打交道的方式。那时，他就在两国朋友中赢得了“酒仙”的称号。多年以后，他有文章写到中国和日本的饮酒方式，有许多精妙细微的领会。到了微博时代，他的微信昵称里还带个酒字。他是一个能让身边人感到快乐的人。

加藤熟悉中国社会，对中国的基层和高层、历史和现实都有深入观察。2008年四川地震，他长期在灾区报道。驻上海期间，中国发生了陈良宇案。2013年，济南开始审薄熙来，他发表了很有份量的报道。

作为一个记者和职业观察家，他见证了新时期的中国，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变化，以他的视角所看到的中国和他怎样看待中国，都显得特别有意思。“烧烤告别会”后，决定采访他，但他却更忙了，这个采访是在很少的时间缝隙里完成的。

加藤隆则（右一）在无锡国际?；ń谏现种灿；?/p>

在80年代的中国公园睡过觉

人物周刊：先说你怎么来中国的吧？

加藤隆则：当时是日本泡沫时代，找工作很容易，很多公司找我。我觉得这个社会有点怪，我就要探讨自己的路。那时同学都去美国、欧洲，像现在去中国一样，出去非常多的人。如果我要出去的话，到人家不去的地方才有意义。

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那时候对日本来说，很模糊，虽然是大国，有很长的历史，这个历史我们都熟悉，但现在是什么样很模糊。

人物周刊：带着一点好奇心，你就来了。

加藤隆则：当时在日本打工，当服务员，端盘，洗盘，一天能赚一万日元，当时一万日元是什么样的概念？在中国一个月吃、住、学习，全部可以解决。那时候中国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外汇券，一个是人民币。

人物周刊：那就是完全可以自己挣钱到中国来。

加藤隆则：对。简单算一下，干12天，可以在中国一年12个月。

人物周刊：你父母在日本是什么阶级？

加藤隆则：普通家庭，中产阶级。

人物周刊：你出生在哪里？

加藤隆则：东京，但我们的父母都不在东京。真正的东京人是很少的，全都是从农村过来的。

人物周刊：1986年，青春年少的加藤同学。

加藤隆则：对。大学毕业后?；姑还ぷ?，直接就来了。那时候有一个老师，讲中国经济论，很权威的，年龄很大，我找他，说我要去中国。那个年代日本研究中国的人，大部分是左派，就是很支持文化大革命的。等“文革”结束以后，那些学者已经没有自信了，对中国没有信心。所以那个老师说了一句，你现在去中国学不到什么东西。

人物周刊：不鼓励你来。

加藤隆则：不鼓励，所以我来了——我不相信这个话，还是自己看，就这么来的。

人物周刊：还记得你第一次来中国，下飞机见到的情景吗？

加藤隆则：记得，印象很深，那时候没有高速，就是马路，旁边有马车。没有高楼，也没有车子，全部是自行车，街上都是煤炭的味道，韭菜的味道。

人物周刊：为什么中国是这样的面貌，当时没有想过？

加藤隆则：当然是穷，但是，都是大家一样穷，大家工资都差不多。穿的也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就是单一的颜色，女孩子都戴这个东西，知道吗？女孩子都戴这个——

人物周刊：面巾？

加藤隆则：对，因为……

人物周刊：灰尘？

加藤隆则：就是风沙啊。

人物周刊：讲讲当时的留学生的生活。

加藤隆则：留学一年。那时我汉语进步很快。上午上课，下午出去，在北京天天跑，骑自行车，问路，中国人很热情：日本留学生，来，喝茶……那时，我们叫中日关系的黄金时代。因为刚刚改革开放，而且是去日本留学的高峰时代，很多人找我讲日语，在街上，“你是不是日本学生”，就讲几句要练习一下，就到家来，然后我教他们。

有一次在长春，夏天，背着包，有个人说“你是不是日本人，你到我家吃西瓜吧”，我不好意思，但是他愿意讲日语，我就去了?！澳阕急溉ツ睦?？”“我想去旅顺?！蹦歉鍪焙颍盟常┎欢酝饪牛俏蚁肴?，不对外开放才有兴趣。我没钱，到哪里都找大学，外国留学生接待是有的，每一个大学，那里可能是两三块一晚。有时在路上找一个便宜的旅馆。有一次，我对中国的警察有好感，到天津的时候天黑了，我就随便在公园找个地方睡了，警察来了问，“你干什么？”“我是留学生，今天没钱，没地方住了?！本焖?，好吧，我想办法。他帮我找一个旅馆的服务员宿舍住一个晚上。

人物周刊：你这叫作很洒脱。

加藤隆则：没钱，我很节约，我想看各个地方，交通费是关键，吃饭就是第二个，火车票，这个最重要，住得差一点没关系，吃的也没关系。有那种华侨宾馆，很贵的，十几二十块，对我来说太贵了。

人物周刊：到底还是节约。

加藤隆则：对。还有冒险精神，跑的都是不对外开放的地方。有一次去乌鲁木齐，去伊犁，那时候伊犁不让进，可我还是去了，就是哈萨克斯坦的边境。怎么走？到了一个车站，肯定有司机在吃饭，明天什么几点走啊，他们知道，就跟着走。

那天正好警察搜查一个跑掉的人，他们也没想到发现一个日本留学生在车里，“怎么回事，跑到这里”，然后我说，我想了解中国。这个本来罚款五百块，我吓死了，没钱。那个警察也很好的，说算了吧，明天你这样走，回到北边。他安排……

人物周刊：到处都这么友好？

加藤隆则：他们是对外有兴趣，因为日本的消息比较多。有一次从青岛到上海，坐船，没事情，开音乐会，大家一起唱，他们发现一个日本留学生，就唱《北国之春》，就那种时代。

人物周刊：当时走过中国哪些地方？

加藤隆则：很多了，东北、内蒙古、新疆，南边就是上海、武汉、湖北、南京……了解很多中国的民众生活，他们的想法，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人物周刊：讲讲当时的社会风貌吧，印象最深的。

加藤隆则：有很多，碰到同性恋什么的。（记者：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同性恋的公开话题）对。因为他看到是外国人，说你放心吧，去他家一起睡，我没有什么想法。

坐火车硬座，车上很长的时间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时间，互相随便讲话，你的工资多少，当时是差不多一样，50元，60元，大家都一样。

讲到老家什么地方，然后就发现，你是谁，是日本留学生，他们就开始问，日本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问我，大家都要买彩色电视机，哪个牌子好？索尼的，还是夏普的？我说一样，他们就非常不高兴，这是我一辈子的东西，你不能说随便。但我想一想，家里什么电视机，都没印象。

人物周刊：当时你们外国同学使用“外汇券”，因为外汇券可以买到一些人民币买不到的东西，所以有中国老百姓愿意用更高的“汇率”去兑换，于是形成“黑市价”。你有印象吗？

加藤隆则：对。这是违法的。我们不需要外汇券，因为外汇券一般是外国人花，比如说去宾馆，或者吃日本餐厅，必须拿外汇券。但是，我们的生活基本上用人民币就足够了，就换了。这是违法的，有些留学生被抓了。

人物周刊：你当时对中国什么最感兴趣？

加藤隆则：当时我已经有做记者的理想。所以我想看别的世界，对我有好处的，一直就像记者的心态，就是很好奇，观察，个体户是什么样的东西，跑去看，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人物周刊：你刚好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当时你看中文报纸吗？

加藤隆则：我看了。当时的报纸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人物周刊：从你个人的政治观念来讲，你对日本、中国两种制度差异怎么看？

加藤隆则：我来之前就已经认识到不同的体制是什么样的，但是我最后的总结是什么？我回日本，参加报社的考试，面试的时候，社长就问了一句，社会主义跟我们有什么不同？

人物周刊：这是很专业的问题，我也想这么问你。

加藤隆则：我说人是一样的，现在看黑白电视，但大家都想看彩色电视，这是人共同的欲望，这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是这么回答的，不同的体制，人的需求是一样的。

人物周刊：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制度还是比较传统的计划经济，正在变革初期，你一定有深刻印象。

加藤隆则：那个时候我们有个老师，写了剧本讽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理发店，我演的是客人，讽刺的就是服务很差的那种。然后我们班级就拿了什么奖，很受欢迎。

人物周刊：你当时没有感觉到中国的企业和资本主义的公司有什么不一样？

加藤隆则：那个时候个体户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大家都看不起，有些犯罪的人出来做这个，没有户口的人做这个，做生意的人，地位是很低的。

“反腐报道”记者

人物周刊：讲讲你在日本怎么做记者吧。

加藤隆则：我在日本做社会新闻，报道政治腐败。调查非常严格，什么时候几点，在哪里，谁给你钱，这个证据必须得要有。

人物周刊：日本官员怎么腐败的？

加藤隆则：我采访的主要是建设公司，建设公司的利益就庞大了，比如说造一个政府的楼，这是竞争很激烈的，然后找一些领导给钱。收了，被发现了，被抓。

人物周刊：这算是大案了?；岣嗌偾?？

加藤隆则：那时候大概是一千万，大概是这样。

人物周刊：低限度到什么情况就可以成为腐败案了呢？

加藤隆则：大概是一百万日元，等于是五万人民币左右。

人物周刊：讲一个你报道的最大的腐败案。

加藤隆则：我在中国媒体上的一篇专栏文章，叫《想起红山茶花》，网络上可以搜得到。

为了节约时间，我们没有在访谈中重复讨论这篇网络上可搜到的文章中的故事，这个事件当年曾经轰动日本，现在我把它补写在这里——

一位国会议员因涉腐败丑闻而自杀。丑闻最初是加藤曝光的：该议员涉嫌把自己的钱（以他人的名义）投入一家证券公司，并利用自己的影响使股票在交易中获得二千九百万日元的“非法收入”，在东京地方检察院特别搜查部准备逮捕他的当天，议员上吊自杀了。

日本文化尊重逝者，一般这个时候，媒体便会停止让去世的议员继续出丑。但加藤当时并没有停止，他的想法是：“即便是被报道的当事者去世，也无损于相信事实真相、报道滥用职权犯罪的意义?！彼绦肺?，“（这位议员）为什么介入违法行为?为什么搞政治要花钱?证券界本身有什么问题？”他的提议得到了同事和上司的理解，接下来发表了5篇有关的背景报道。这些“有悖传统的报道”获得了好评。

但实际上，加藤是有心理压力的。早在加藤的报道之初，这位议员先在记者招待会对公众做了辩解，继而打电话找加藤，试图当面解释，但加藤回绝了，理由是：你记者会的解释对我已经足够了。议员自杀后，加藤的耳边响起议员请求他的声音。

到了议员自杀周年忌日,加藤去议员家，准备向他的家属表示悼念之意，议员夫人通过对话机说了“请你回去”。这时，加藤面对议员的家，合掌哀悼。当时，议员家的庭院正盛开着红山茶，加藤写了一封信，投进议员家的信筒：“我期盼有一天，在看到山茶花时，我们能共享一份美丽的心情。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互相会理解?！?/p>

加藤说，“那以后，每当山茶花盛开时,我总是要回想起这件事，愈发感到记者职责的重大。”他也多次用“痛心”来形容他的复杂心情。但是，终归是没有什么能“动摇我作为一名记者所持的信念”。

国际记者往往不懂自己国家

有人催加藤先生了，另一件事情在等他。采访只能结束了。但加藤说，他还有很多话没说完。他并没有起身，而是换了沉思的面容，和更严肃的语调，说了“一个核心的东西”：“我看中国不是为了看中国，而是看日本?！闭馐巧兑馑迹犹僮髁私馐停?/p>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一个日本人，作为日本媒体，还是要给自己国家或者自己的国民提供可以学习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要日本人研究中国，最后还是应该想到自己是什么样子。我是这么想的，我总是想跟日本社会比较。国际记者往往不懂自己国家，却好像掌握了中国，但他没有自己国家的这个根，那这个研究就只能当成一个爱好。

在日本，一个报社这么大，非常严重的官僚主义，都是听上面的，上面说什么就写什么。所以你写中国什么什么，那你是什么？你自己追求的是什么？老是听上面的，有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没有。来中国的时候，我深深感受到这一点。而很多中国同行，在很艰苦的条件下追求自己的理想，独立思考，这种精神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我就每次告诉同事，你们自己反思一下，你们老是说中国，那你自己怎么样？这个是我来中国最大的感受。为了这一点，我值得来中国，因为我一直在日本的话，根本没有感受到这块儿，可能就在报社里面，混个什么部长、司长，没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