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可恩没想到的是，他现在反倒成了家族里唯一一个在亚洲的人。

20世纪60年代，一位犹太裔美国物理学家离开出生长大的纽约，举家搬到阿富汗。这是Friedman家族首次踏入亚洲。没过几年，物理学家带着怀孕的妻子去临近的伊朗旅游，未料妻子却半夜阵痛，意外地把孩子生在了伊朗。他们给这个男孩取名Kerim，一个不管在美国主流社会还是犹太社区都不太典型的名字，有些中亚的味道，为的是纪念他的出生。23年后，这个男孩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亚洲，最终定居中国台湾，获得了一个新名字：傅可恩。

台湾花莲寿丰乡，是今年已经49岁的傅可恩在亚洲最熟悉的地方。寿丰乡的东华大学，拥有全台湾第一个专注原住民族研究的原住民民族学院，主要招收原住民学生，傅可恩在此教授语言人类学和视觉人类学。夹在台湾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的狭长的花东纵谷北起花莲，南至台东，这里也生活着台湾人数最多的原住民族——人口超过20万的阿美族。

跨越太平洋的遥远距离来到亚洲，最终让傅可恩留下来的，正是这个挖野菜、捉蜗牛、捕海鱼、酿米酒，以母系社会传统祭仪与古调歌谣而闻名的原住民族。从操着不咸不淡的中文开始，傅可恩扛着一部摄影机，在花东纵谷做了数不清的田野调查，生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会说阿美族语的影像民族志学者。今年10月，亚洲第一个国际民族志影展在台北举行第九届，5天放映42部纪录片，关于台湾原住民的占去一半，策展人正是傅可恩。

他用中英双语主持映后座谈，对台湾原民文化的了解令在座华人惊叹?？删褪钦饷匆桓鋈耍?991年刚到台湾的时候，还惊讶地问朋友：“什么？原来台湾有原住民的吗？”

第一站云南：我当年是个背包客

1990年，傅可恩在全美排名前十的哈弗福德学院读到人类学三年级，决定休学半年，到中国旅行。他从纽约到香港，然后进入广州，一路经过云南、四川、新疆，再沿着丝绸之路和背包客拼车，从全世界最高的高速公路走到了巴基斯坦。

他第一次见到少数民族，就是在这趟旅行中。在丽江，他遇到傣族和纳西族；在西双版纳，他遇到了白族。那时少数民族的汉语也不好，跟他半斤八两?！拔矣龅奖本├吹娜?，他们讲中文都讲得很快。可是那些少数民族都慢慢讲，我们的词汇也都比较简单，反而比较容易沟通?！?/p>

他对中国产生兴趣，和他童年在亚洲的经历并没什么关系。反而是在纽约，他读联合国附属小学，交了两个最好的朋友，是一对来自中国的双胞胎。联合国小学的学生种族国籍非常多元，每个人都必修法语课，到了七年级（相当于初一），还要选修一门第二外语。因为这两个好朋友，他选修了中文。他努力学了几年，觉得中文真是有点难，算是没学会。

到了高中、大学，家庭的影响显现出来?！拔夷歉鍪焙蚓鸵丫枷耄鲅侵薜难芯??！备悼啥魉怠８改甘煜ぶ醒?、南亚，哥哥当年则在巴基斯坦做难民援助的工作。他好奇东亚是怎么样的，就这样，把休学旅行的目的地定在了中国。

人类学背景让他把旅游也看成是田野调查。高中时，他读的国际学校要求交小论文，他就研究了北欧的因纽特文化。现在回想，年少时的选择不是随性而为，“少数民族一直都是我的兴趣?！彼缘街泄?，他特地调查了哪些地区有少数民族，一心想亲眼看看，走访部落。

1990年，大陆还没有很多对外汉语的培训机构，而他的几位驴友有在台湾的汉语学校留学的经历。驴友们知道他经费不足，建议他到台湾一边教英文，一边学中文。一年之后他大学毕业，为了学中文，真的跑到了台湾。这一去，没想到是张单程机票，半生都留在了台湾?！叭绻改晡也畔肫鹧е形?，我就会去北京学了，我也许就会遇到别的文化?！倍嗄旰蠡叵耄悼啥饕簿醯萌松婷?，“所以这个就是，机缘巧合?！?/p>

遇见台湾：学了汉语，还要学阿美族语

“我小时候不知道有台湾这个地方?！备悼啥魉怠?/p>

结束休学旅行回到美国后，他赶紧查了查资料，发现斯坦福大学在台湾大学设立了当时全球唯一的“国际华语研习所”。那一刻，傅可恩知道自己必须认识台湾了：“如果我真的要做中文的学术研究，一定要到那边读书?！?/p>

但那时候，他压根没想过会在台湾遇到原住民的议题?！拔也恢捞ㄍ逵性∶瘛！彼怠?/p>

直到他真的到台北，一边申请硕士学位一边上中文课。他还记得那是1991年，他在台北街头见到一群游行的人?！八窃诟陕?？他们是谁？”他问朋友?！叭思腋宜?，原住民！我问，台湾有原住民吗？”傅可恩当年看到的，恰巧是台湾原住民要摆脱歧视称呼“山胞”的正名运动。如今，“山胞”的称呼早已走入历史。傅可恩对台湾原住民的兴趣，则由此而起，一发不可收拾。

他发现这些原住民有不同于汉人的社会文化，尤其是语言。刚好，他硕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就是语言人类学。正名运动还促使台湾开始做族语教育的斧正，针对原住民的基础教育不再只有汉语，还加入族语课程。傅可恩觉得，这正是透过语言来理解台湾社会变迁的好机会。

1997年，他硕士毕业，继续边学中文边读博士，虽然博士的学校是美国天普大学，但他的田野还是台湾，中文也进步了许多。他曾每天10个小时密集学习中文，但真的进入田野调查，却发现课堂上学的标准北京口音和花东纵谷的原住民口音不一样，很难沟通。2000年，他第一次独自在部落做田野调查，才帮他真正学到实用、好沟通的中文。

花莲光复乡，是台湾阿美族聚居人数第二多的地方，属于北部阿美族。傅可恩打听到光复有一间小学要开始做九年一贯的阿美族族语课程，就申请去做田野调查，从2000年9月到第二年10月，驻校整整一年。师生们都很欢迎这个来做研究的学生，他住在老师们的宿舍里。小朋友们被教导，要对大人有礼貌，见人都得问好?！澳歉鍪焙蚝芎眯?。”傅可恩忍不住笑，“他们都说‘老师好，老师好’，可是我不是老师，他们不知道怎么称呼我，所以他们都会说美国人好。”

作为小学里唯一的美国人，上课时，他就静静地坐在最后一排，旁听、记录。下课时，再找老师和学生做访谈。这是台湾最早期的族语教育进学校，通过一年的调查，傅可恩发现这样教族语跟自己刚开始学中文一样，有很大的问题?！耙桓龊⒆樱桓隼癜菥陀?0分钟来学自己的族语，没有语言环境，而且上课讨论都是用汉语，算下来，真的讲族语的时间只有10到15分钟。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也是他最开始在中文课上学不好中文的原因。

他开始在全台湾寻找多元的、融入生活的原住民语言课程，找到了，就跑去做调查，带上摄影机，记录了上课过程之后，再回学校去研究。因为研究阿美族的族语教育，他自己也开始学阿美语，但这又跟汉语截然不同，他不得不从头学起。庆幸的是，这种参与体验式的学习，让他学得比当年快多了。

这种兴趣一直持续到他自己也成了大学老师。就在他入驻花莲的小学做田野调查的同一年，东华大学刚刚成立了原住民民族学院，就在花莲寿丰乡。六年后，博士毕业一年的傅可恩如愿来到这里任教。

“本来我想，这里离我研究的阿美族这么近，我非常喜欢花莲，那就先做两年再说吧。”没想到，两年，又两年，再两年，如今已经11年。他还是非常喜欢在东华大学教书，虽然教学工作的繁重让他少了去部落做田野调查的机会，但也有意外收获?！拔颐堑难?，包括硕士生、博士生，还有很多老师，都是原住民。所以我就算没有去部落，每一天也都身处一个非常关心原住民的环境。”这所大学如今成了他新的“田野”。

他总会邀请学生结合自己的文化背景讨论课上的议题，例如有一堂课讲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刚好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博士生，本身是排湾族的头目。“他就应用他自己的文化背景来讨论涂尔干?！备悼啥餍朔艿厮?，“在这样的环境下教书，真的很不一样。”

另一堂针对本科生的课，则教授原住民影像，课上播放大量关于原住民的纪录片和电影。傅可恩的学生苏静纯就选修了这门课，她的妈妈是阿美族，爸爸是汉族。她还记得，课上讨论过台湾第一部自制的宽银幕彩色中文电影《吴凤》。吴凤是清治时期的官员，在台湾嘉义任职通事，在嘉义还有吴凤庙供人参拜。但吴凤广为人知，是因为不论是日治时期还是后来，教科书中都记载他“为革除原住民出草习俗而舍生取义”。出草即是猎首，是原住民砍下动物或人的头颅的习俗，但有特定动机，并不是随意杀戮。傅可恩在课上给大家播放了电影片段，请同学一起讨论，最后发现电影对原住民的出草习俗存在夸大?！笆遣皇窃∶窬褪呛懿斜┬锥竦?？原住民是不是就是坏人，是强盗呢？”

也是因为在东华大学，傅可恩有了和原住民学生一起去部落探访的机会。苏静纯就是其中一个。去年暑假，苏静纯就跟傅可恩一起回到他第一次做田野调查的花莲光复乡。17年过去，这里的族语教育已经截然不同，成立了部落大学，提倡“生活学习”。这一次，轮到学生掌镜头，傅可恩自己成了镜头中的人。

傅可恩与原住民朋友在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受访者提供）

阿美族的野菜与影像人类学

阿美族对野菜的使用，是台湾原住民族中的一绝。在部落大学，傅可恩又去研究族语的“生活学习”，其中一课，就是要跟部落的老奶奶一起去菜园拔菜，然后分辨野菜的功能。新式的族语课全程都讲阿美语?！安煌囊安擞胁煌δ?，有的可以治感冒，你还要知道怎么煮，是要炒呢？还是煮汤？”用摄影机记录傅可恩的学生苏静纯说。

镜头下，傅可恩认真地跟在老奶奶身后学拔野菜，有时也去部落老人的家里，听老人用阿美族语讲古老的故事。部落大学吸引他每星期花两三天去部落观察研究，长年用影像做记录，他早就萌生出拍纪录片的念头。

早在2011年，他就以印度贫民窟的犯罪故事为主题，与从事导演工作多年的印度妻子一起，拍摄了人生第一部纪录片《长官，请别打我！》，并成为当届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的入围影片。今年，他的角色直接变成了这个影展的策展人。

影像人类学，是傅可恩少年时进入人类学的通道。高中的那门人类学课程里，他就借用了一个影像民族志的理论，分析比较了三部关于因纽特人的纪录片。到台湾后，影像人类学者拍摄的原住民纪录片，也成了傅可恩了解部落文化的重要渠道。在傅可恩刚刚进入阿美族部落的时候，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胡台丽已经成立了台湾民族志影像学会，几年后又创办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如今他也成了学会的理事，但却发现，其实真正自己动手拍过纪录片的人类学家屈指可数?！安簧偃死嘌Ъ叶约吐计行巳?，可是自己没有拍过，也有原住民纪录片的导演，可他们又没有人类学背景?！备悼啥骶醯?，自己可以把人类学研究中的阿美族文化真正拍出来，做成纪录片，让阿美族野菜成为影像人类学的养分。

三年前，他再度和妻子合作，在台东的都兰部落，终于把自己研究多年的阿美族题材拍成了纪录片。台东，是台湾最多阿美族居住的地方，都兰部落则背靠阿美族圣山都兰山。都兰，阿美语Atolan，意思是一堆石头，是阿美族人最早开垦的时候，将田里挖出的石头堆成一堆堆的意思。

拍摄时，适逢阿美族一年一度的丰年祭前夕，部落举行了一个美食比赛，请所有人用部落传统的方式做菜，连工具也要自己制作。这些工具包括竹筒lawas、槟榔鞘parol，还有木头做的锅、碗和小杯子。随后开始的丰年祭持续了一整个星期，傅可恩和妻子就每天早起，赶去拍摄一整天。女性拔野菜和捉蜗牛，水性好的阿美族男人需要下水射鱼，或是捡拾可以吃的贝类，献给部落的老人和妇女，是母系社会特色。傅可恩最集中拍摄的，还是野菜。

阿美族自称为“吃草的民族”，美国人傅可恩也跟着吃。怎么煮呢？“她们大部分就是在水里滚一滚，加一点点盐巴，可能配一些辣椒?！备悼啥魉?。但味道如何，就不好评判了。阿美族煮野菜调料很少，味道取决于野菜的原味。“很多野菜是很苦的?！彼?，“不过我可以接受，所以没问题?！?/p>

他还遵循阿美族不同年龄阶级的分工来拍摄。阿美族的惯例是，按年龄给部落成员划分阶级，以分配不同的工作。各个部落亦有所不同。在都兰，细分的年龄阶级有13级之多，粗略的分法，则可分为青少年阶级pakalongay、青年阶级kapah、壮年阶级matataparay和老人阶级tu'as。在丰年祭中，各个年龄阶级每天都要负责不同的仪式，当中就包括烹煮食物。

有趣的是，傅可恩在其中一个年龄阶级里发现了一个意大利人。原来这个意大利人在台湾定居多年，已经退休，又被当地阿美族部落接纳，得以参与仪式。意大利人对着傅可恩的镜头讲述了自己在部落的生活，包括自己的“野菜奇遇”?！八宜盗艘桓龊芎眯Φ氖虑椤＞褪歉章蚍孔拥氖焙?，旁边有草地，那我们就习惯要除草，用除草机，英文我们叫 weeds 嘛，杂草啊?！?/p>

可是没想到，旁边的阿美族邻居跑了出来?！八撬?，不要啊，这个是可以吃的！是食物，美食！”傅可恩一脸认真地说，对于美国或其他国家背景的人类学者来说，把这个访谈拍进纪录片，帮助他们理解阿美族的文化，简直太重要了。

研究影像人类学、自己也拍了原住民纪录片后，去年夏天，傅可恩接下一个重任，就是担任今年第九届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的策展人。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自2001年成立，前三届由创办人、中央研究院的胡台丽教授策展，此后则分别由研究原住民的台湾影像人类学者林文玲和蔡政良策展。

“我是第一位外国策展人?！备悼啥魉?。

筹备影展用掉了他一年多的时间，先是在网上征集到1500部报名影片，第一轮淘汰三分之二，剩下500部，由台湾民族志影像学会的四个成员分工去看。每部电影不论淘汰或入选，都要有两个人看过。傅可恩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天天看，在学?？?、在家里看，最終看完了两百五十多部民族志纪录片，然后和学会成员一起选出了最终的42部入围纪录片。其中《作部落的人》讲述的就是他关注的部落教育问题，而闭幕影片《不得不上路》则讲述一位花莲吉安乡的阿美族人类学者，在用二十多年对部落祭师（白巫师）文化进行田野调查之后，自己也成了一位部落的祭师。

影展结束后，傅可恩就立刻从台北回到花莲，返校上课。他打算在课堂上给学生放映《不得不上路》?！罢馐且徊刻乇鹗屎先死嘌д呖吹募吐计?。”他说，“因为我们也会自己思考一个问题，也希望学生能思考，就是原来，你做原住民研究、人类学研究，这么认真地做记录，最后真的会改变你的生活。”这句话说的是《不得不上路》的主角，也说的是傅可恩自己。

在异文化中认识自己

今年民族志影展的总监蔡政良，和傅可恩相识多年。他自己也是个好故事，他是客家人、台东大学助理教授，却做了台东都兰部落阿美族头目的总干事和部落老人的养子，还被用阿美语取名为Futuru，意为“真正的男人”。有这层经历，他觉得傅可恩对原住民的热情不难理解。

“这很正常?！辈陶妓担叭嗽谏锷厦皇裁床灰谎?，但文化上、社会范式上、生活方式上，有这么多可能性，人类学者就去研究、讨论这些脉络。傅老师是这样，许多人类学家都是这样?！倍悼啥髯约旱纳矸荩烫崦拦?，也并不妨碍他远跨重洋，将热情都投入到台湾原住民身上。

他在原住民民族学院任教，有许多原住民研究生、博士生，大部分都希望研究自己的部落?？墒歉悼啥魅淳醯茫惺笨梢猿⑹钥纯幢鸬淖迦??！拔液茉蕹伤茄芯孔约旱奈幕？墒侨绻忝挥醒芯科渌幕木?，我觉得你是没有办法真正理解你自己的?！彼峁睦媚昵?，研究台湾别的族群，“不一定跑很远”，但要从自己的文化中“跳出去”。

这种经验也来自他自己。“如果你之前问，我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重要”，但现在，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想法变了?！暗蔽已芯科渌胤降纳偈褡澹蚴潜谎蛊鹊淖迦?，最终也会帮助我理解自己那个族群的历史。”

他自己的族群，是世代生活在美国纽约的犹太人。他的英文姓氏是Friedman?！叭绻闳ヅυ?，以前有那种电话黄页可以查，你翻一翻里面姓Friedman的人，那么厚。那些都是犹太人?！?/p>

但他在离开纽约之前，从没有注意到自己也是少数族裔?！爸挥腥ハ牧钣蛘呱洗笱Я?，开始认识美国主流文化了，到外面了，我才会发现，我不一样?！彼辽缁峥蒲?，渐渐发现许多重要的人物都身在主流社会以外，“比如韦伯、涂尔干、马克思?！痹谌死嘌У氖澜纾陀懈嗳死嘌Ъ冶旧硎巧偈褡?、新移民、性小众等等。

“你会比较注意，也要去理解少数族群和主流文化的关系。”傅可恩说，“也许，人类学家之所以成为人类学家，也有这样的原因吧?！?/p>

蔡政良解释傅可恩的选择，一个犹太裔美国人，到台湾成为研究原住民阿美族的人类学家，是“透过异文化来了解人，也透过异文化来了解自己”。他还“预测”了一件事：“到后期，到了晚年，人类学家就会回头来看自己?！?/p>

会吗？傅可恩也会有离开台湾的原住民田野、反观美国犹太文化的一日吗？他还不知道。他现在比较想做的，是在教学工作中抽出时间，真正住到花莲的阿美族部落中去做研究：“我还是觉得，只有在那里生活，才能学好那里的语言。”